“不乡不市村落，半耕半读人家。”在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广平路南端，有一片园林式建筑群，正如诗中所憧憬的一样，这里就是朱彝尊一手为自己营建的乐园。

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自济南刘芳躅处游幕归来的朱彝尊，揣着一份颇为丰厚的酬金，回到故乡梅里，在完成了将父母灵柩合葬的心愿后，难得手头宽裕的他，当即在原居住地的荷花池旁又购置了一块土地，并将之命名为“竹垞”。“垞”即为“宅”，然一个“竹”字，寥寥六笔之中则可谓是海纳万千，既有他的憧憬，又有他的坚持，是满目竹树葳蕤蔚然，是词章淳厚深秀，是风过簌簌间不经意流走的百年时光。

“竹垞”造景

(资料图片)

“竹垞”分为南北两个部分，那时若走水路来王店，则必由长水塘入梅溪，或泊于绣鸭滩，又或泊于落帆步，这两处则正位于荷花池东西。入园左侧即为“娱老轩”，为朱彝尊晚年著书之所，1963年竹垞再葺时将原本朱氏家祠中的朱彝尊石刻像移入此处，又将朱彝尊手书条幅及曝书亭全景图存放其中。透过画卷，当年胜景可见一斑。事实上，来到这里的几年间，朱彝尊先后建起了藏书楼主体潜采堂，醧舫、六峰阁、杏花春雨山房、春酒库、静志居等建筑，又有菊塍、蝴蝶局、青桂岩、落帆步等二十景。如今所见仅为小园南隅，虽依旧明润雅致，却仿佛残缺的记忆片段一般，仅是当年建筑群落之中的些许断章而已。

作为整个园林造景的中心，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的那个夏天，坐落于南垞之北、荷花池以南的曝书亭建成了。从醧舫外的石板桥曲径向前即可登上另一岸的曝书亭，这是一座斗拱相接、歇山嫩戗、四面临空的建筑，两侧石柱上书：会须上番看成竹，何处老翁来赋诗。

亭名的由来则明显与“晒书”有关，江南多雨且潮湿，藏书一则怕火，再则怕潮，藏书之人爱书，爱之则又惜之，在住所专辟一处用来晒书防霉并不足为怪，故而建筑本身就有颇多巧思，如木门与两侧各开两扇便于通风的木窗，而屋脊与屋檐间的落差则可令雨水顺势落下，避免损坏书籍，如此种种，足见主人之于藏书，实在用心良多。

在曝书亭还流传着一个传说。相传某年寒冬，康熙下江南时曾途径曝书亭，见一位老翁袒露着肚皮正在亭中晒太阳。皇帝见状不免好奇，就问老翁何故如此？谁料那老翁一派从容，不紧不慢地回答说：“再不晒晒，我肚皮里的书就要霉掉啦！”不用多说，这位传说中既奇且怪的老人家正是朱彝尊。虽然传说的真实性已难以证实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朱彝尊与这位君王的关系远不止于一次传奇的相遇那么简单。

写万卷书

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朱彝尊出生在嘉兴府北香花桥东的碧漪坊，朱门家世煊赫，且以清德闻名，曾祖朱国祚历经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，官至户部尚书，兼武英殿大学士。其后，朱门子弟虽多入朝为官，但到了朱彝尊父辈，早已家道中落。朱彝尊的大伯朱茂晖无子，其父就将朱彝尊过继给了大伯。朱彝尊不到六岁即开蒙读书，天资过人，每日读书可记诵万言而无错漏，且于八股应试上显示出了过人的异禀天赋，无论所出何题，顷刻间千字之文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虽有状元之才，可彼时朝局、形势已非昔比，素来性子温润的朱彝尊在八叔朱茂晥的劝说下，只得按捺住满腔热情，潜心治学，对于科考之事再不过问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为了躲避战乱与灾荒及补贴家用，朱彝尊远游南北，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游幕生涯。

直到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皇帝命吏部开博学鸿词科，广纳天下博文布衣，那个十多岁就会作八股文的少年终于步入了仕途，而与朱彝尊一同入京的，还有两大簏珍之爱之的藏书。一切开始的颇是顺利，朱彝尊被授以翰林院检讨，纂修明史。多年的沉潜造就了他渊博的学识，两年后，他又擢升为日讲起居注官，后又出典江南试、入职南书房，愈近御前。

因为爱书，朱彝尊几乎终日埋首其中，全然不见人世烟火，因此，爱书纵然成就了他的文章风流与才学气度，也最终断送了他的仕途。供职史馆期间，朱彝尊能够轻易见到各地进献的书籍，为充实自己的私藏，他常利用值班的机会带抄手入禁抄录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正在编辑《瀛洲道古录》的朱彝尊被人告发私录书籍，遭弹劾罢官。可一派天真的朱彝尊似乎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，只道：“夺侬七品官，写我万卷书，或默或语，孰智孰愚。”

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，朱彝尊因纂修明史不合皇帝心意复又罢官。那时，那部描写北京历史与风俗的《日下旧闻》已经编写完成，身无挂碍的他旋即返回嘉兴，定居梅里，正式开启了自己赋诗填词、专研经籍的田园幽居生活。

愿勿轻弃

朱彝尊一生与书为伴，读书、藏书、抄书、著书几乎填满了他的人生。他藏书达八万多卷，先后编著了《经义考》三百卷，《曝书亭集》八十卷，《明诗集》一百卷及《词宗》《日下旧闻》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》等著述。在潜采堂里，朱彝尊将古书善本分为“经、艺、史、志、子、集、类、说”八个门类，而每得一卷，则于卷首钤印十二字：购此书，颇不易，愿子孙，勿轻弃。有钱就买书，没钱就抄书可以说是这位藏书名家的日常。

朱彝尊所藏之书颇多于十余年游幕生涯时所购，其中，除去在豫章书肆购得，又因“庄廷龙明史案”发而焚毁的五箱图书外，以二十金在江都于故人项氏子处购得的“万卷楼残帙”，这可以说是曝书亭藏书中较早购进的一批书籍了。藏书中另有部分抄录自史馆，更多的则是与同是藏书名家的友人们互为往来，彼此借阅，抄录所得。其中，即有一桩趣闻记录了朱彝尊抄书，“无所不用其极”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1），朱彝尊到江南任典试官，听闻名士钱曾将家藏善本著录成《读书敏求记》，然不示众人。嗜书如命的朱彝尊难以释怀，遂宴请当地名士，席间以黄金、轻裘买通书童，又雇佣数十位抄手连夜誊写，抄成副本。离开江南前，朱彝尊曾数次向钱曾赔罪，故为人谑称为“雅赚”。

曝书亭前春来冬往从未寂寥，朱彝尊在这里晒书、吹风、会友，皓首章句的时光让生命中诸多不可承其重又难以言其苦的瞬间，稀释在了那些未曾谋面、不及遭遇的人与事之中。